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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跟朋友讨论过独党执政的问题，当时我就明白咱们虽然是一党执政，可党内并非死死的一个利益共同体，其内部也有各种牵制力量。我当时就跟朋友说，这跟美国所谓的多党轮流执政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现在看来，因我本人从未去过美国，当时说这话就是带着瞎猜的成份，如今从书上真正了解党内各种执政力量发展变化，才发现这党内派别牵制之事也蛮有趣的。

咱们执政党给外人的印象从来都是最高领导人之下团结一致，这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现代帝王的错觉，至少在我们老家农村有不少老一辈都是这么认为的。《邓小平时代》这书里说，自从咱们开国领袖去世后不久，高层就集体反思为何之前会犯文革这样的错。现在我们都明白那是对领导人盲目崇拜，党内民主制沦为形式的恶果。要避免犯同样的错，就需要形成某种约束制度，往后中央几个核心人物就一直有意或则无意的彼此牵制着。陈云、邓小平、华国锋、叶帅还有政治局常委里边那批“长老”们，莫不如此。

最难得的是，即便是派别纷争，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党中央高层对外都有默契的保持一种缄默，中央表面上保持团结一致，不要说外国对此不透彻，甚至于党内中下层在很多时候也必须用自己脑袋去猜北京种种变动要传达的意思。这也是至今很多地方及机构都设驻京办的缘由。

从书中看到的三个比较有趣的细节

邓小平首次以掌权者访美的时候，就直接了当的说西方的三权分立情况不适合中国。我们需要保持中央高度权威。这也就是为何在党内派别斗争最严重的时候，核心人物都忍着。我们中央的权威不单表现在自上而下任命所有负责人，还表现在人民骨子里有一种跟随的思想，在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下，上行下效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有领导或则所谓的意见领袖带头干，那都好开展。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邓小平跟美国那边打交道的时候就知道美国总统竞选之前说的话，与登台之后的实际行动很有很多差别。我记得网上有人专门就美国总统上台后兑现竞选演讲中的承诺做了统计，发现很多总统兑现承诺的比例只有一半多一些。即有相当部分竞选演讲是在吹牛来着。与之相反的是，咱们中央领导为了保持权威性，在很多场合讲话都得小心翼翼，避免落下把柄。当然，目前现状是很多地方政府公信力不高，那也只是地方政府对民众而言，中央领导讲话对下层党员具有极强权威性。鲜少有哪个地方领导不知死活跟上面对着干的。

最后一个细节就是，开国领袖生前所有人都将他当神一样崇拜，去世之后就没有神了，即便邓小平最具号召力的时候，在外国人看来他当时似乎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书上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见到邓小平的时候感觉如此），鲜有人知他的所有指令与决策也得顺从中央政治环境，要考虑其他核心人物反应，也要考虑政治局常委那帮“长老”们的想法。 再联想到国外经常批评咱们国家缺乏民主，我很奇怪的是，领导们都很看重党内民主，政治局常委的投票能决定很多高层的命运，想来那帮“长老”的投票是极为关键的。国外政府不是有国会，或则什么议院之类的嘛，政治局那机构，想必就是中国式的国会。

为什么民主是从党内，从高层开始的？或许这就是特殊国情吧，下面的民主改革也一直在推进，比如说广东这边比较开放的，这边很多村都搞基层选举，候选人都会挨家挨户上门拜访，并且按人头送红包之类……感觉这很像资本主义的竞选中贿赂选民。若让中央以前的保守派知道改革开放搞成这样，估计他们会坚决反对的！！

之前我对方滨兴的印象一直都停留在这防火墙之父的头衔上，还有一个被砸鞋子的事让他更出名了，今天看到月光微博转的一篇《方滨兴的墙内墙外》，文章内容比较感性，也让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正好最近我在看土木坛子推荐的《邓小平时代》，我联系起来说一说我的想法。

长城这东西站在国家层面，的确有必要存在，至于要不要将它用在一般民众上，那就各有各的理由了。这东西的确给咱们造成了很多不便与困扰。国外不管是著名的还是乱七八糟的网站，有一些都看不到了。那本是文化思想多元化的一部分，可惜目前国情是我们社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多元化的思想实在承受不起，社会精英层则认为没必要担心。依我看，长城只能拦住一般老百姓，拦不住精英们。精英怎么想都行，怕的就是老百姓乱。

《邓小平时代》说咱们曾有过一阵文化思想最自由的时期，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时高层正积极讨论如何开放国家，对文化思想放到什么程度大家都没底，邓小平本人也在摸索。于是这过程就成了一个试验期，那时候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所谓的“民主墙”可以让人任意粘贴各种大字报描述自己的想法跟意见。思想突然放开那阵子可热闹了，大家都很热心提出各种建议批评，也有反政策，反政府甚至反毛主席的言论，高层都忍着。直到最后领导们发现情况不对，有些批评的人对西方民主有天真幻想，甚至否认一切积极的成果，由于担心国家再度陷入“文革”那样的动乱，邓小平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条底线，并规定其不可逾越。当人们发现自由的思想重新受到了限制之后，“民主墙”接着就成为了历史。

如果说那阵风波是人们在文革时期受到长时间的压抑后的短暂宣泄，过分一点情有可原，反正也没什么流血冲突，到了89年的时候闹的那事就是大家心中的痛了。事件起因背景经过结果等等长城外都有详细资料，总归就是一种自由思潮的泛滥，并屡屡挑战“四项基本原则”。逼迫高层决定痛下杀手，由此积下的怨恨现在都未散去。

刚放开时大家都很穷，差别也不大，“民主墙”那点地方都有这么过份的反对意见弄得人心动乱，如见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互联网这种地方信息传播又是极为广泛。想放开长城这种监管更不可能。

值得安慰的是近期发生的斯诺登这事件，让大家都知道了其实西方也在做类似的事。对比之下，咱们是摆在台上做，明文规定执行，并且有个众所周知的长城系统监控、干涉所有信息流。美国则是暗地里做，没有斯诺登的话多数人都不知道。手段虽然不太一样，但出发点跟目的都是阻止危害社会的情况发生。若说具体国情导致的差别，就是美国允许你乱看，但不允许你乱说，中国则是不能乱看也不能乱说。